首次環保督察全覆蓋透視：覆蓋31省　問責逾1.5萬人

　　環保部日前公布,第四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完成對吉林、浙江、山東等8個省份的督察進駐工作。在此期間,8省份因環境問題約談4210人,問責5763人。

　　從2015年底中央環保督察巡視在河北試點開始,環保問責風暴在各地掀起并覆蓋全國31個省份,已有超過1.5萬人被問責。

　　督察覆蓋31省份 問責超過1.5萬人

　　環境保護督察是近年來環保一項重大制度安排。2015年7月,中央深改組第十四次會議就審議通過《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明確建立環保督察機制。

　　督察“第一劍”,就劍指當時環境問題突出的河北。2015年底,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河北開展督察試點,隨后,環保風暴不斷推向全國。

　　2016年7月,首批8個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南、廣西、云南、寧夏；2016年11月,第二批7個督察組督察北京、上海、湖北、廣東、重慶、陜西、甘肅；2017年4月,第三批7個督察組督察天津、山西、遼寧、安徽、福建、湖南、貴州；2017年8月,第四批督察組陸續進駐吉林、浙江、山東、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含兵團)。

　　至此,在兩年多的時間內,環保風暴已經無死角覆蓋31個省份。不少人將督察視為“刮骨療毒”。“原來治污就像打一巴掌,這次感覺刀真的架在了脖子上。”一家企業表示,環保再不達標,就會“死得很慘”。

　　不少專家認為,環保督察不僅查企業,更重要的是督“政府”,環保風暴帶動的是問責風暴。根據環保部公布的督察反饋情況,全國環保督察問責人員已經超過1.5萬人。

　　督察發現各地四類問題突出

　　環保為經濟讓路,干部思想有“霧霾”。

　　陜西關中地區重化產業比重較大,但近年仍在大量新建擴建高污染項目,不僅加劇區域大氣污染,也為今后產業結構調整帶來沉重負擔。這背后,是一些地方在制定考核目標任務時,仍在“以GDP論英雄”。督察組在河北、安徽等地發現,當地政府對各地市目標管理績效考核中都曾出現生態環境指標權重下降問題。湖北荊門、潛江等地甚至一度將招商引資任務完成情況列為環保部門年度評先評優的“一票否決”項。

　　個別地方黨政領導思想的“霧霾”甚至比現實更嚴重。督察組指出,北京部分基層領導干部在思想認識上習慣把環境問題歸咎于客觀原因；在內蒙古,半數盟市黨委常委會很少專題研究環境保護,有的甚至一年沒有研究環保問題。

　　——污染問題“不曝光不解決”,治理“投機取巧”。

　　廣東汕頭市潮陽區垃圾處理設施三年三次變更選址,至督察組進駐時仍未開工。天津市北辰區劉家碼頭村集聚近千家廢品回收小作坊,積存大量垃圾渣土和污水,長期解決不力,直至2017年4月環保部督察并經媒體曝光后才得以整治。

　　還有的急功近利,導致錢花了、活干了,但效果甚微。天津市濱海新區、武清區在空氣質量自動監測站周邊區域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保潔次數等功利性措施。

　　——上報數據“做手腳”,監測數據造假。

　　河北省發展改革委2013年到2015年對地市上報的壓減鋼鐵產能封存項目基本沒有進行現場核實,個別封存設備仍在生產。西安市長安區、閻良區相關人員環保底線意識不強,人為干擾國家空氣質量監測子站正常運行,對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實施造假。

　　——自然保護區、重點流域環境問題突出。

　　祁連山是西北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2014年國務院批準調整保護區劃界后,甘肅省國土資源廳仍違法違規在保護區內審批和延續采礦權9宗、探礦權5宗。黑龍江大慶市杜爾伯特縣違規對扎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實施開發項目,造成保護區內1萬多畝濕地被毀。由于地方違規侵占湖面進行旅游開發,安徽巢湖濱湖濕地遭到破壞,入湖十五里河等水質長期劣五類。

　　重塑環保紅線底線 防止“一刀切”“一陣風”

　　兩年多來,隨著環保亮劍,一系列可喜的變化正在發生。

　　地方政府的環保紅線意識大大增強,地方產業轉型也升級加速。作為中央環保督察“首站”的河北,今年共排查整治“散亂污”企業8萬多家。

　　隨著新發展理念的不斷落實,各地完善考核評價、干部問責等制度,為黨政干部“戴上緊箍咒”。黑龍江省鶴崗市將環保工作納入縣區工作年度目標考核,考評權重由原來的6分增加到10分。以往環保部門單打獨斗的現象也得以改觀,一系列長效機制得以建立完善。借鑒中央環保督察模式,多地建立省級環保督察制度,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在河北、重慶等試點省市展開。

　　環保高壓下,一些地方在問題整改中,曾簡單粗暴地對洗車店、餐飲店、洗衣店等民生相關行業企業采取“一刀切”臨時關閉措施。對于此類問題,今年8月初成都市下發緊急通知,不允許臨時性關停方式應付環保督察,不允許搞形式主義、不允許借環保督察名義影響企業正常生產和群眾正常生活。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等專家建議,環保督察可以借鑒巡視的經驗做法,把全覆蓋和“回頭看”結合起來,防止地方為應付檢查搞“一陣風”,還可以加大對重點問題進行專項督察力度,讓環保利劍時刻高懸,鞏固環保治理的成果,讓百姓在問責之后,看到更多實際的環境變化。(記者烏夢達、鞏志宏)

　　相關閱讀：落實整改是環保督查的“最后一公里”

　　南方日報援引環保部通報稱，截至9月14日，環保部派出的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查組已完成了11輪次督查工作。督查發現，虛報整改完成情況、未按期完成整改任務、未安裝污染治理設施、涉氣“散亂污”企業違法生產等問題最為突出。僅在前不久完成的第11輪次督查中，虛報整改完成情況、未按期完成整改任務、未安裝污染治理設施、涉氣“散亂污”企業違法生產或有生產跡象等就占了問題總數的91.9%，落實督查整改之難可見一斑。

　　對京津冀及周邊傳輸通道“2+26”城市開展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查，是環保部今年4月開始實施的為期一年的專項行動。瀏覽其官網幾乎每日發布的督查情況通報不難發現，自8月中旬以來，部分地區“‘散亂污’企業整改取締不徹底、虛報完成、進展緩慢”逐漸成為了“高頻詞”，甚至一些本在5月督查行動就被要求停產取締的污染企業，在上個月督查組進行現場核實時，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開展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查目的不言自明，直白地說，就是要糾正、打擊那些危害環境的違規違法行為。倘若發現了問題而最終不能解決，那么督查不僅有變成一陣風的可能，而且也不能督促相關企業和單位真正貫徹落實新的發展理念。就此而論，能否落實督查整改意見，將整改要求落實到什么程度，就成了決定強化督查成效的關鍵，是名副其實的“最后一公里”。

　　近年來，無論是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還是強化政務服務工作，“最后一公里”成了諸多領域的流行詞。然而，深入剖析其由來，“最后一公里”所指向的，看似辦事流程上的最后環節、最后一步，但實質突出的是重點環節、根本性問題，涉及的往往都是觀念的根本轉變，或多方利益的深刻調整。具體到強化督查，部分地方之所以未按期完成整改任務或虛報整改完成情況，往往都是因為只算“經濟賬”。對很多企業來說，整改很可能牽涉技術、設備的升級，相應的會需要一筆額外資金投入；對地方政府來說，關停一些企業很可能涉及地方的GDP及就業等問題……諸如此類，算計的都是眼前利益，并由此形成犬牙交錯的攻守同盟。于是，整改成了走過場，改革成了原地打轉，綠色發展也就無從談起。中央反復強調改革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敢于“啃硬骨頭”，說到底就是要瞄準“最后一公里”，打通這“最后一公里”。

　　破解“最后一公里”的難題，既需要行動，也需要“手段”。需要行動，就是要對照問題列清單，制定任務表，明確時限要求，堅持有什么問題就整改什么問題，是誰的問題就由誰來負責整改；需要“手段”，就是要用真刀真槍的問責，為行動提供最后的保障，要盯責任主體，抓“關鍵少數”，落實不力、整改不到位的，必須追究責任。對于強化督查中發現的虛報整改、關停不徹底等問題，有必要進行一系列的追問追責，查清查明究竟是不是相關企業自主行為，有關部門在落實整改以及日常的行政監管過程中，是否存在未履行、未盡責的現象，是什么原因導致一些人心存僥幸、敢于虛報瞞報，等等。尤其是對敷衍整改、整改不力、拒不整改的，相關部門必須抓住典型，嚴肅追責。

　　逆水行舟用力撐，一篙松勁退千尋。從環保督查，到“放管服”，及至全面深化改革的各個方面，“最后一公里”才是各方博弈、決勝的最后戰場。所涉利益的任何一方，在任何一點上，進一步還是退一尺，不但映射彼此的氣勢和心理，還將產生極強的示范效應，輕則影響改革進程，重則關系改革成敗。換句話說，這個冬天能不能少些灰霾、多些藍天，能不能把整改進行到底就變得很關鍵。